绪论

Krugman借鉴BGG模型的思想，从企业进行外币融资视角出发对货币危机理论进行了拓展，当企业能够从境外获得融资时，汇率波动将会加剧企业债务风险，成为引发债务风险和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

本文立足于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渠道，构建了一个含有金融加速器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探讨跨境资本流动通过企业负债端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的运行机理，并基于此研究最优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组合。

问题的提出

根据第三代货币危机理论，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表是跨境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系统产生冲击的重要渠道。

Gourinchas和Obstfeld运用79个经济体一九七三-二〇一〇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债务规模、币值水平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发现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达经济体，债务攀升和本币升值都会加大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

当本币升值时，境外资金成本较低，企业倾向于进行境外融资，随着企业外债规模不断扩张，潜在外债风险上升，一旦外资停止流入。

或者本币进入贬值通道，企业部门的外币偿还压力激增，利润下行且融资能力减弱，本币贬值和经济衰退相互强化，经济将会陷入下行螺旋之中，并且这类危机事件与外债的长短期期限结构无关。

Devereux和Lane、Ottonello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贬值与净出口关系进行探讨，认为贬值对一国经济的影响由企业衰退和出口改善两种因素共同决定。

Mendoza研究了企业债务危机爆发的条件，只有当企业杠杆率水平很高才可能触发偶然紧约束，此时企业融资溢价增加，将面临出售资产用以降低债务规模，从而使得经济陷入“债务-通缩”螺旋，进一步恶化企业经营环境，引发经济衰退。

在境外融资抵押品约束的研究中，部分文献将房地产抵押融资纳入开放经济模型，构建了房地产价格、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房地产价格下行将会加速非耐性家庭的债务风险。

对于最优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研究中，Cespedesetal.认为当企业外债风险较高时，无论是固定还是浮动汇率制度，资产负债表恶化形成的货币危机都会出现。

Farhi发现汇率政策越灵活，缓解危机负面影响的效果越明显；Ottonello认为最优的汇率制度应当权衡汇率波动对金融系统和经济系统两种相反的冲击效应。

Mendoza（认为浮动汇率制度优于固定汇率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盯住非贸易品价格和盯住CPI的两类价格型货币政策，发现如果汇率传递较高，盯住非贸易品价格能稳定经济波动。

而如果汇率传递较低，则应当盯住CPI，此外固定汇率制度不可取，而且这一结论在存在金融摩擦经济系统中依然稳健。

Mendoza发现预防性的外汇储备规模越大，金融危机发生概率越低，而且这种预防性的外汇储备积累行为是为了防范资本流动风险而逐渐形成的，成为金融危机的自动稳定器。

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学者开始对“三元悖论”现象提出质疑，并且认为资本流动形成的金融顺周期行为将会削弱浮动型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

Farhi认为弹性汇率制度具有缓解资本流动的功能，但是以托宾税为代表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是一种重要的政策补充工具，不仅能够缓解资本流动波动，而且能够减轻货币贬值压力。

Bianchi和Mendoza、Bianchi通过对代表性家庭配置海外资产方式引入跨境资本流动，并将托宾税政策加入家庭部门的预算约束，当托宾税大于零时意味着限制资本流出。

当该值小于零时转变为促进资本流动的补贴政策，基于此设计出具有宏观审慎属性的政策效果，该政策的实施有效降低了债务风险和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其他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

在托宾税税率的设置方面，现有文献也进行了有价值的研究。Benigno探讨了多种税收制度组合的政策效果，其中包括消费税、劳动税、资本流动税，研究发现，同时征收消费税和资本流动税能够实现福利最大化。

当只能选定一种税收政策时，消费税的福利改善和危机防范大于资本流动税，但是对资本流动征税在限制跨境借贷规模方面更加有效。

Benigno和Devereuxetal.认为资本流动税能够有效降低危机，但是危机前征税会也会降低福利，并不是最优政策选择。Benigno认为资本流动税收政策效果与汇率政策成本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对税收政策的使用应当与汇率政策相配合。

Jeanne和Korinek认为，货币政策盯住资产价格能够降低金融危机，但同时会减少对通胀或其他宏观目标的关注，因此最好实施与货币政策独立的税收制度，并且动态税率制度拥有更好的政策效果。

Bianchi和Mendoza认为资本流动税率形式十分重要，固定税率制度政策效果较差，而应当采取与t+1期因素有关的时变状态依存型税率制度，并且这种税率水平应当政策价格正相关，才能起到事前防范危机的效果。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浮动汇率制度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但是在跨境资本流动可能加强金融顺周期的情形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遭受挑战，托宾税成为一种有效限制资本流动的补充政策。

现有文献更多是从代表性家庭进行跨境资产配置出发，在家庭部门中引入托宾税并对其政策效果进行探讨，然而关于企业境外融资形式下的资本流动所实施托宾税政策的研究尚不多见。

企业境外融资是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而且这种资本流动方式会加剧经济系统中的“债务-通缩”风险，那么实施托宾税政策会对企业融资行为及其债务风险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最优税率制度是动态形式还是静态形式？

我国在还未实施浮动型汇率制度的背景下，那管理浮动型汇率政策与托宾税的政策组合会产生怎样的政策效果呢？

这种组合型政策效果与浮动型汇率政策效果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

如果动态型税率制度有效，那汇率制度和动态型税率制度之间应当如何协调更有利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呢？

显然，这些问题都有待从理论和数值模拟的角度作进一步地探讨，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基于上述目的，为引入金融系统，本文构建了一个含有金融摩擦的企业外部融资模型，首先通过对各宏观经济变量在多种外部冲击下脉冲响应进行分析，以确保参数设定的准确性，同时可以评估模型的可靠性；

然后重点考察与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风险联系最为紧密的两种外生冲击类型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基于此探讨托宾税政策是否具有实施的必要性，以及对静态调整规则和动态规则进行对比分析。

最后对托宾税政策与汇率政策组合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以在我国既定宏观政策环境下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托宾税调控规则和实践策略。

研究发现，当企业部门能够进行境外融资时，随着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提高，资本流动规模将会快速扩大，企业外债风险和产出波动随之大幅增加，汇率弹性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资本流动引发的经济波动。

而托宾税制度起到了较好的缓解资本流入和资产价格扩张的效果，动态托宾税制度的政策效果更为明显，并且当我国依然实施管理浮动型汇率制度的背景下，引入托宾税的政策组合所达成的政策效果优于放松汇率管制形式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