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美 
作者：张捷
宋元之变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以前中原被外族人侵，士大夫是可以外逃到岭南等地的，而且以前的外族是主动融入中华文明，没有蒙古人这 样大规模屠杀的，虽然改朝换代也杀戮残酷，但新的统治者都是会吸纳和招抚原来社会中的士绅的。
因此，战乱虽然死人很多，但不会死绝户，一旦天下太平，这些活下来的人被新统治者招抚接纳，就会回到过去的地方把埋藏在地下的贵金属挖出，社会上的贵金属数量不会大幅度地灭失。
而蒙古的宋元鼎革， 是种族灭绝性的，是没有地理逃亡空间的，元军打到崖山实际上已经彻底断送了原来社会上流士绅流亡的空间。因此最后殉国的十多万南宋臣民，实际上就 是灭绝了南宋的精英和富人，他们死了的结果，就是使得大盘的埋人地下的金银，再也找不到了！
逃难隐藏金银的掩埋不等同于金银矿藏，矿藏是有外部特征，是能够被探矿的；也不同于墓葬，墓葬是有规制和要给后人祭拜，地面有标志的。这个私藏性质的掩埋，在战争中地表的建筑物还可能被战火付之一炬， 因此在相关人死亡以后，被发现的概率是极小的，大量的中国贵金属就被埋入地下了，在人类社会灭失了。
对要逃难的人，还要干的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带不走的其他动产和不动产都尽可能地变现成为容易贮藏的贵金属，再将他们埋好， 只要有可能就不会随意丢弃其带不走的任何财产的，而购买他们这些资产进行抄底的则是不愿意逃难的人，这个变现过程将战乱逃亡地的贵金属货币流动性席卷一空。因此逃难还导致社会的资产构成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社会当中的贵金属流动性被集中于逃难者手中，不是带走就是埋入地下，不光是白银，铜钱也会被埋入，铜钱是大部分带不走的，我们现在不是也时常从地底下挖出成罐的宋代铜钱吗？所以被逃难者埋入地下的贵金属货币，是远远多于他们日常持有的货币数量的。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十几万最后追随皇帝逃难的军民，有能力追随的都是原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士绅，对这些士绅和富人，每人以随身携带一百两银子来计算不过分，崖山之战就是千万两的银子一起投海了。
相比随身的金银，他们带不走的银子应当是更多的，果你只能够带走1/10的贵金属货币，则意味着埋葬的价值上亿两的白银也再找不到了。
包括黄金和铜钱在内的上亿两白银的贵金属货币价值，在那个时代是与全世界可以作为货币的白银可比的，人类社会流通中的白银综合也不会比这多很多的，清代末期中国吸引了全球的货币白银，清朝流通中的白银各种估算也不过是3亿~ 15亿两，但此时日本的石见银山、美洲地理大发现等已经让文明社会的货币白银增长出数量级的差别了。
而宋朝被征服的过程中被杀的人比这些崖山海殉的人还要多得多，宋朝3/4的户籍人口被屠杀以后的结果，就是这些埋藏的财富也随之消失了，而抵抗是士绅富户带头组织的，他们也最先被种族屠杀，宋朝的士绅的死亡率远远超过3/ 4，几乎灭绝，这些死去的人集中了宋朝绝大部分货币财富，他们的死意味着中国古代货币流动性超过3/4以上灭失了。
同时蒙古帝国是一个掠夺杀伐的帝国，不是一个生产性的帝国，它已经没有放牧生产的性质了，或者说蒙古崛起后的人口增长依靠放牧是根本养不活的！而蒙古的杀伐对所占领地区的生产力也造成巨大的破坏，不足以满足他们的统治需求。所以他们掠夺征服地区所有的黄金白银，到其他地方去换取他们需要的产品。如此的金融政策也使得贵金属从 南宋故地大量流出。
中国大地在蒙古的统治下，贵金属不是找不到了就是外流了，中国的货币流动性到了历史低点，对此，元朝统治者多次发行纸币，而其纸币由于印钞掠夺的结果，也没有任何的信誉，带不来商业上的货币流动性，因此蒙古的征服使得曾经无比繁华的中国大地的货币流动性到了历史冰点，定价权的东西方转折点到来了。
对崖山前后的货币流动性差距，还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收入来体现，宋朝时，财政收入是以“贯”来作为标准的。一贯是1000文，同时一贯钱官价最初 是一两白银，所以北宋时白银也叫贯银。
北宋的财政收入史载是5000万贯左右，也就是白银5000万两。宋朝的财政收入到南宋达到一亿贯以上，最高的时候是1.6亿贯，主要范围在1.2亿〜1.6亿贯，但南宋与北宋的银钱比价有一些差别。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廷规定行在左藏库确定银钱人纳的比价为每两3300文后，这一比价稳定了很长时间。此后的隆兴、乾道、庆元、宝庆、绍定年间，镇江、临安、新安、四明、江浙诸军的银钱比价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 。因此考虑到银价问题，1.6亿贯也是5000万两左右，因此宋代的财政收入平均应当是500万两左右。
而崖山之后的中国朝代，相比于宋朝，财政收入就锐减了，我们不说破坏生产力的元朝，就是曾经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明朝，白银的税收数量也是大幅度降低的， 明朝的平均财政收入是200万两，只有在明末大量白银流入之后，财政收入才 达到400万两左右，这些数据黄仁宇先生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明代崇祯时期600 万两的辽饷和280万两的剿饷都是大问题，这还是在明末白银大幅度贬值后的结果，打这样的国家级全面战争，军饷只有这点数字，在宋代则是不可能的。（待续）
内容来自：张捷《定价权》（2014年）
作者张捷：教育、历史学者，优质财经领域创作者，“张捷财经观察”“谁是谁非任评说”矩阵博主。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金融电子化建设顶级系统分析师，参与总行级IT系统集成任总工程师，做过电信运营支撑系统BOSS，对金融体系建立了深刻的了解。张捷先生出自晚清时称“京东首富”的唐山张家，祖父张文佑、外祖父赵九章、父亲张肇西三人均为中科院院士，被称为传奇学术世家。张捷幼年由于家庭受文革冲击，曾在陕西终南山下生活多年。
已出版的著作有《信用战》《房势》《房噬》《涨价的世界》《资源角逐》《霸权博弈》《定价权》 《网络霸权》 《拼娃——学霸世家谈教育》 等。
